【导   语】

投资人倾尽半生储蓄，购买了某知名信托公司的某产品。到期后，信托公司拒绝其赎回申请，投资人在向监管部门投诉的同时，委托我所王旭坤律师作为其代理人，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纷争。本案于2020年10月27日立案，12月17日庭审，2022年2月18日一审判决下达，全部支持了我方诉求（解除合同＋返还本金＋支付利息损失，且诉讼费及保全费均由被告承担）。被告某信托公司不服一审裁判，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，2022年5月18日二审开庭，7月27日二审判决下达，维持原判。至此，投资人的诉求获得了司法机关的认可与支持，案件现已经进入强制执行阶段。

【胜诉关键】

投资人起诉金融机构索要投资损失的案件近年呈现持续爆发式增长，尤其是经济下行的背景下，许多信托/基金产品被牵连其中，暴雷声声。在既往司法裁判中，以“自担投资风险”为由判决投资者败诉的案例不在少数，接案时我们持谨慎判断，在认真梳理证据、准确把握诉讼争点的工作基础上，争取到了最好的结果。

本案两审取得全面胜利，其中有几个关键点：

（1）投资人运用法律手段理性维权。一年多的办案过程中，直观感受到客户的理性、理智以及对律师的信赖，在投资损失的巨大压力下，虽痛苦但克制。谈案时，客户拿出来的维权材料包括投诉信、管理报告、网站截屏等，甚至还画出信托资金流向的思维导图。当然，这些材料只是证据素材，没法直接转化为证据，还要从中抽丝剥茧，分门别类，形成严密的证据链，来证明“我方完全履约，对方严重违约”。

（2）监管机构的多份监管意见成为本案制胜的关键证据。这个案件，我方一审中提交了3组31项共计315页的证据，二审中又补充提交了3个新证据。起诉立案时只有北京市银保监局的两个回复意见，随着诉讼的展开，投资人陆续拿到监管部门更多回复，我们于是补充提交了三次证据，并申请法院调查取证，监管部门的回复一次比一次明确，在最新监管意见中具体列明了信托资金违规投向与具体金额，可谓“实锤”。所以，投资人维权时，向监管投诉与走司法渠道可并行不悖，行政机关的相关判断可成为审判中的关键证据。退一步而言，即便没有监管部门的认定，依据“九民纪要”第94条的规定，受托人应举证证明自已经履行了义务。整个庭审中，被告某信托公司始终不能提供信托专户银行流水、资管合同等实质性证据来自证清白。

（3）围绕《信托合同》打违约之诉，围绕案件争点，牢固建构法理基础。打官司是打证据，但仅有证据是不够的，还需通过法律适用把如许证据编织起来。本案定性为合同纠纷/违约之诉，就必须一条条审看合同条款（合同乃当事人之间的法律）。在14页代理词中，我还专门制作了《附录：本案所适用的相关合同条款及法律规定》供法官参考。一审败诉后，信托公司递交的上诉状长达17页，认为信托合同不能单方解除，投资人损失跟信托计划的流动性风险不存在因果关系、投资人证据不足、投资人的损失尚无法确认、对个别投资人的清偿是刚性兑付等，针对上诉人的这些意见，作为代理人，我撰写了23页的《答辩状》与之争锋相对，一一予以拆解与反击，从解除/法定解除权的概念、举证责任分配、违约之诉与侵权之诉的区别、行政法合规责任与民事领域的损害赔偿责任异同、信托计划正常终止与被解除的不同后果等，强有力的论证出“被告的败诉，完全是其严重违法、违约的事实无法否认，因为自己举证不能造成的。一审审判逻辑清晰，事实认定正确，法律适用得当，请求二审予以维持。”

【案件小结】

在营业信托合同纠纷中，投资人作为原告，证据收集能力较弱，所以更需要专业律师的支持力量（从证据梳理到法理论证）。选择打官司解决问题，固然要付出一定的时间与经济成本，但籍由司法机关的认定与支持，可获终局解决。

本案的代理过程，获得了投资人的高度认可。现案件已进入强制执行程序。

本案的全面胜诉以及近期一系列营业信托合同纠纷中投资人的胜诉，也体现了监管机关对“资管新规”的强有力贯彻，对金融公平的重视，司法审判机关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力度逐渐加大，这些诉讼成果也必然让更多的投资人对法治产生信赖。